“1600家中华老字号七成经营困难”， 事关民族企业，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消息。我国的“老字号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1万多家，1993年以来经有关部门认定的“中华老字号”为1600家左右;在这1600家中，有20％长期亏损，经营十分困难的占70％，仅10％是经营良好。这意味着——许多经过数百年商业和手工业竞争而形成的名闻遐迩的老字号，不但曾经的辉煌不再，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。

　　“老字号”的衰落不是偶然的。建国以后，此前创建的“老字号”企业先后经历公私合营并实现国有化，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，其传统理念和经营模式遭遇到严重冲击。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管理缺陷，又使 “老字号”背上了诸多弊端——冗员多、包袱重、效率低、优秀人才“进不来，流出去”、遗留问题复杂等等；从而失去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。此外，还有学者分析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推倒重来式的彻底改造，使“老字号”成了无源之水，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气氛。 

　　对此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。每一个“老字号”的创建都凝聚着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心血；每一个“老字号”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筚路蓝缕、苦心经营的动人传奇；它们在历史的流动中所积累的信誉和号召力，是民族产业的一笔不应丢弃的宝贵财富。怎样才能让度日艰难的“老字号”承受住市场的惊涛骇浪，并且像“凤凰涅槃”一样重获新生呢？有论者认为，政府的一味扶持是解决不了真正危机的， 因为每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，都必须遵守市场规则；应该改变“老字号”的体制，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，让市场决定“老字号”的兴废存亡。对此，笔者表示认同；但更认为，“老字号”若要重振河山，尤其需要一批能在不确定的状况下，自信地、大胆地、不拘泥于理论地解决问题的成熟企业家。 

　　因为企业的发展虽是其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，但我们不能否认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的作用。企业家，准确地说，“企业家才能”是新古典经济学“生产四要素”之一。它对其他三个要素——劳动、资本和土地进行“组织”，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。事实经验也告诉我们，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经济环境中，企业家个人的直接生活经历以及文化价值标准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、资源配置决策等方面，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。 

　　能让“老字号”新生的企业家，个人认为这个群体应具备以下的素质：他们需要有远见，远见是事后最容易被解释的东西，事前却在司空见惯中无迹可寻。他们要敢于变革，有时候丧失远见并不会出什么风险，而缺少变革精神则意味着自杀，因为变革象征着创新的行动能力。他们需要懂管理，改变粗放式的经营，通过对生产要素和制度的合理组织，如让“老字号”及时放下架子、发掘整理“老字号”的核心竞争力等，以创造出利润最大化的财富。总之，在对待企业的发展上，他们的态度科学务实；在商业机会的寻求上，他们智慧和魄力并存；他们能带领众人让“老字号”在新形势下屹立不倒，古老的招牌再次熠熠生辉。 

　　怎样才能鼓励这样的企业家更多地涌现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郝伯特·西蒙教授的这一段话——“我们所有的人，在如何完整地筹划我们的行动上，在复杂的世界里所能达到的理性上，都受到极大的限制。而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……”，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。制度安排影响着人们的未来选择，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良好的制度设计来鼓励企业家的创新、保护他们的利益，因为一个人总是趋向于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