递给记者名片时，胡介国刚刚参加完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一个签约活动，此时不断地有从活动场地陆续走出的非洲兄弟与他打着招呼。名片上，“酋长”二字紧挨在他的名字后面。“我引以为荣，不仅因为尼日利亚政府授予的‘酋长’称号是对我和我的祖国的肯定，更因为我在非洲从事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。”他说。

　　非洲惟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，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，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日利亚代表团中惟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，2001年，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，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，他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华人酋长。

　　“我是上海籍人，我父亲以前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，人家说，上海人哪里都敢闯，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。”1972年，20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，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。这个念头来源于他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父亲。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，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。文化大革命后，中国有了新政策，即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。于是，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。

　　1978年，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。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，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。四年后，胡介国学成来到尼日利亚，选择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。

　　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“打工”，是酒店里惟一的华人员工，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，最后获得饭店的股权，这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，商人们对于投资前景纷纷不看好开始撤出尼市场的时候，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开了自己的酒店——金门大酒店。

　　“我经营的不仅是酒店，更是文化，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，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。”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一对汉白玉石狮子，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，里面的景泰蓝、唐三彩工艺品，仿古代中国文物的摆设……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，这家酒店不仅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，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。他让中国菜成为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。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，每年国庆之时，在他的酒店都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。

　　后来他的生意扩大，成立了金门集团。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。

　　作为一个生意人，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，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，为同胞争取更多的利益，并拥有“永久赦免权”，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。酋长在非洲，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、礼仪和荣誉。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，在胡介国看来，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力。在任命胡介国为酋长时，非洲友人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，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。

　　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，胡介国受到更多尊重，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大的责任感。作为华人酋长，他需要起一个桥梁作用，正确地宣传非洲，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。

　　“近年来，西方媒体在非洲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，就凭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，力量远远不够，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。”目前，他是西非惟一的中文报纸——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。同时，他在中非商会、尼中友好协会、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，甚至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。“现在，报纸、商会、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1/10的时间和精力，但这些是我的责任，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。”他说。

　　乌干达咖啡王子的中国童话　

　　当穿着笔挺西装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，拍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的肩膀，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，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。

　　郭栋是现在乌干达最老字辈的华侨，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、JITCO纺织、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，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、北京亚非利加咖啡、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，还在中国贸促会、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、乌干达国家工商会、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。而眼前的这个人，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。

　　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，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，他的非洲朋友——乌干达总统顾问、国会议员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。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、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、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，郭栋向记者轻声说着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。

　　1990年2月，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。当时中餐风靡全球，郭栋于是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突破口。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，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，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。

　　不久，一个当地朋友为他带来创业契机，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正无人管理面临倒闭，问他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。他便买下了这个一开始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粉面包的厂子。

　　“刚开始那会儿，机器长草、厂房脏乱不堪，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，还从国外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，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，没日没夜地干活啊，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，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。”一个月后，这个面包厂产量是一开始的10倍，能日产一吨面粉的面包。

　　虽然工作非常努力，但是到1993年时，由于面包行业竞争激烈，价格下跌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转手出售了，并用卖厂所得开始做贸易。“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，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，什么产品都做，小到火柴盒、干电池，大到矿山机械、农机产品。”这些贸易生意，为郭赚来了他的第一桶金。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，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纺织品的需求，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——乌干达纺纱厂，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。后来，他还进入了矿业等领域。